正文 第24章  《农夫》译者附记
作者:作者鲁迅      更新:2015-12-07 13:26      字数:4047
    这一篇,是从日文的《新兴文学全集》第二十四卷里冈泽秀虎的译本重译的,并非全卷之中,这算最好,不过因为一是篇幅较短,译起来不费许多时光,二是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国所谓“同路人”者,做的是怎样的作品。

    这所叙的是欧洲大战时事,但发表大约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了。原译者另外写有一段简明的解释,现在也都译在这下面——

    “雅各武莱夫(Alexandr Iakovlev)是在苏维埃文坛上,被称为‘同路人’的群中的一人。他之所以是‘同路人’,则译在这里的《农夫》,说得比什么都明白。

    “从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一端说,他是智识分子,但他的本质,却纯是农民底,宗教底。他是禀有天分的诚实的作家。他的艺术的基调,是博爱和良心。他的作品中的农民,和毕力涅克作品中的农民的区别之处,是在那宗教底精神,直到了教会崇拜。他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,而且以为惟有农民,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。将这见解,加以具体化者,是《农夫》。这里叙述着‘人类的良心’的胜利。但要附加一句,就是他还有中篇《十月》,是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。”

    日本的《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》第四篇,便是这《十月》,曾经翻了一观,所写的游移和后悔,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内,用中国现在时行的批评式眼睛来看,还是不对的。至于这一篇《农夫》,那自然更甚,不但没有革命气,而且还带着十足的宗教气,托尔斯泰气,连用我那种“落伍”眼看去也很以苏维埃政权之下,竟还会容留这样的作者为奇。但我们由这短短的一篇,也可以领悟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,因为如此厚道,是无论在革命,在反革命,总要失败无疑,别人并不如此厚道,肯当你熟睡时,就不奉赠一枪刺。所以“非人道主义”的高唱起来,正是必然之势。但这“非人道主义”,是也如大炮一样,大家都会用的,今年上半年“革命文学”的创造社和“遵命文学”的新月社,都向“浅薄的人道主义”进攻,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。再想一想,是颇有趣味的。

    A.Lunacharsky说过大略如此的话:你们要做革命文学,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流两年;但也有例外,如“绥拉比翁的兄弟们”,就虽然流过了,却仍然显着白痴的微笑。这“绥拉比翁的兄弟们”,是十月革命后墨斯科的文学者团体的名目,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。试看他所写的毕理契珂夫,善良,简单,坚执,厚重,蠢笨,然而诚实,像一匹象,或一个熊,令人生气,而无可奈何。确也无怪Lunacharsky要看得顶上冒火。但我想,要“克服”这一类,也只要克服者一样诚实,也如象,也如熊,这就够了。倘只满口“战略”“战略”,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,那却不行,因为文艺究竟不同政治,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。

    曾经有旁观者,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,我这回似乎也犯了这病,又开罪于“革命文学”家了。但不要误解,中国并无要什么“锐利化”的什么家,报章上有种种启事为证,还有律师保镳,大家都是“忠实同志”,研究“新文艺”的。乖哉乖哉,下半年一律“遵命文学”了,而中国之所以不行,乃只因鲁迅之“老而不死”云。

    十月二十七日写讫。

    《恶魔》译者附记

    这一篇,是从日本译《戈理基全集》第七本里川本正良的译文重译的。比起常见的译文来,笔致较为生硬;重译之际,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,所以就更不行。记得Reclam’s Universal-Bibliothek的同作者短篇集里,也有这一篇,和《鹰之歌》(有韦素园君译文,在《黄花集》中),《堤》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,可见是寓言一流,但这小本子,现在不见了,他日寻到,当再加修改,以补草率从事之过。

    创作的年代,我不知道;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《创作年表》,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。但从本文推想起来,当在二十世纪初头,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,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时候。至于寓意之所在,则首尾两段上,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。

    这回是枝叶之谈了——译完这篇,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“熊”,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。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,自开书店,自印著作,自办流行杂志,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,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,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,也就是资本家抱着“革命文学家”的太太,而又就是“革命文学家”抱着资本家的太太,即使“周围都昏暗,在下雨。空中罩着沉重的云”罢,戈理基的“恶魔”也无从玩这把戏,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“倦怠”罢了。

    《鼻子》译者附记

    果戈理(Nikolai V.Gogol 1809—1852)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;他开手是描写乌克兰的怪谈的,但逐渐移到人事,并且加进讽刺去。奇特的是虽是讲着怪事情,用的却还是写实手法。从现在看来,格式是有些古老了,但还为现代人所爱读,《鼻子》便是和《外套》一样,也很有名的一篇。

    他的巨著《死掉的农奴》,除中国外,较为文明的国度都有翻译本,日本还有三种,现在又正在出他的全集。这一篇便是从日译全集第四本《短篇小说集》里重译出来的,原译者是八住利雄。但遇有可疑之处,却参照,并且采用了Reclam’s Universal-Bibliothek里的Wilhelm Lange的德译本。

    《饥馑》译者附记

    萨尔蒂珂夫(Michail Saltykov 1826—1889)是六十年代俄国改革期的所谓“倾向派作家”(Tendenzios)的一人,因为那作品富于社会批评的要素,主题又太与他本国的社会相密切,所以被绍介到外国的就很少。但我们看俄国文学的历史底论著的时候,却常常看见“锡且特林”(Sichedrin)的名字,这是他的笔名。

    他初期的作品中。有名的是《外省故事》,专写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前的俄国社会的缺点;这《饥馑》,却是后期作品《某市的历史》之一,描写的是改革以后的情状,从日本新潮社《海外文学新选》第二十编八杉贞利译的《请愿人》里重译出来的,但作者的锋利的笔尖,深刻的观察,却还可以窥见。后来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《炭画》,还颇与这一篇的命意有类似之处;十九世纪末他本国的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,也有结构极其相近的东西,但其中的百姓,却已经不是“古尔波夫”市民那样的人物了。

    《恋歌》译者附记

    罗马尼亚的文学的发展,不过在本世纪的初头,但不单是韵文,连散文也有大进步。本篇的作者索陀威奴(Mihail Sadoveanu)便是住在不加勒斯多(Bukharest)的写散文的好手。他的作品,虽然常常有美丽迷人的描写,但据怀干特(G.Weigand)教授说,却并非幻想的出产,到是取之于实际生活的。例如这一篇《恋歌》,题目虽然颇像有些罗曼的,但前世纪的罗马尼亚的大森林的景色,地主和农奴的生活情形,却实在写得历历如绘。

    可惜我不明白他的生平事迹;仅知道他生于巴斯凯尼(Pascani),曾在法尔谛舍尼和约希(Faliticene und Jassy)进过学校,是二十世纪初最好的作家。他的最成熟的作品中,有写穆尔陶(Moldau)的乡村生活的《古泼来枯的客栈》(CrIL**a lui mos Precu,1905)有写战争,兵丁和囚徒生活的《科波拉司乔治回忆记》(Amintirile caprarului Gheorg-hita,1906)和《阵中故事》(Povestiri din razboiu,1905);也有长篇。但被别国译出的,却似乎很少。

    现在这一篇是从作者同国的波尔希亚(Eleonora Borcia)女士的德译本选集里重译出来的,原是大部的《故事集》(Po-vestiri,1904)中之一。这选集的名字,就叫《恋歌及其他》(Das Liebeslied und andere Erzalhlungen)是《莱克兰世界文库》(Reclam’s Universal-Bibliothek)的第五千零四十四号。

    《村妇》译者附记

    在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家之中,伊凡·伐佐夫(Ivan Va^zov,1850—1921)对于中国读者恐怕要算是最不生疏的一个名字了。大约十多年前,已经介绍过他的作品;一九三一年顷,孙用先生还译印过一本他的短篇小说集:《过岭记》,收在中华书局的《新文艺丛书》中。那上面就有《关于保加利亚文学》和《关于伐佐夫》两篇文章,所以现在已经无须赘说。

    《村妇》这一个短篇,原名《保加利亚妇女》,是从《莱克兰世界文库》的第五千零五十九号萨典斯加(Marya Jonas von Szatanska)女士所译的选集里重译出来的。选集即名《保加利亚妇女及别的小说》,这是第一篇,写的是他那国度里的村妇的典型:迷信,固执,然而健壮,勇敢;以及她的心目中的革命,为民族,为信仰。所以这一篇的题目,还是原题来得确切,现在改成“熟”而不“信”,其实是不足为法的;我译完之后,想了一想,又觉得先前的过于自作聪明了。原作者在结末处,用“好事”来打击祷告,大约是对于他本国读者的指点。

    我以为无须我再来说明,这时的保加利亚是在土耳其的压制之下。这一篇小说虽然简单,却写得很分明,里面的地方,人物,也都是真的。固然已经是六十年前事,但我相信,它也还很有动人之力。

    七 诗歌

    《跳蚤》译者附记

    Guillaume Apollinaire 是一八八○年十月生于罗马的一个私生儿,不久,他母亲便带他住在法国。少时学于摩那柯学校,是幻想家;在圣查理中学时,已有创作,年二十,就编新闻。从此放浪酒家,鼓吹文艺,结交许多诗人,对于立体派大画家Pablo Picasso则发表了世界中最初的研究。

    一九一一年十一月,卢佛尔博物馆失窃了名画,以嫌疑被捕入狱的就是他,但终于释放了。欧洲大战起,他去从军,在壕堑中,炮弹的破片来钉在他头颅上,于是入病院。愈后结婚,家庭是欢乐的。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,因肺炎死在巴黎了,是《休战条约》成立的前三日。

    他善画,能诗。译在这里的是“Le Bestiaire”(《禽虫吟》)一名“Cortége d’Orphee”(《阿尔斐的护从》)中的一篇;并载Raoul Dufy的木刻。

    《坦波林之歌》译者附记

    作者原是一个少年少女杂志的插画的画家,但只是少年少女的读者,却又非他所满足,曾说:“我是爱画美的事物的画家,描写成人的男女,到现在为止,并不很喜欢。因此我在少女杂志上,画了许多画。那是因为心里想,读者的纯真,以及对于画,对于美的理解力,都较别种杂志的读者锐敏的缘故。”但到一九二五年,他为想脱离那时为止的境界,往欧洲游学去了。印行的作品有《虹儿画谱》五辑,《我的画集》二本,《我的诗画集》一本,《梦迹》一本,这一篇,即出画谱第二辑《悲凉的微笑》中。

    坦波林(Tambourine)是轮上蒙革,周围加上铃铛似的东西,可打可摇的乐器,在西班牙和南法,用于跳舞的伴奏的。